大数据时代为行为求解

大数据时代为行为求解

知名专栏作家、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探讨科技发展背景下人与社会关系的专著《大数据》日前出版。通过对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回顾，数据创新给政府、社会和个人带来的挑战和变革得以清晰呈现

苏娅

[ “人的行为往往无序、随机，而一旦放到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中观察，你会发现人的行为从群体性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大数据把人的行为放大了，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将会是一个对于人的行为研究大爆炸的时代，人类的知识边界会极速扩大，人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点球成金》讲述了低预算的奥克兰运动家队如何利用晦涩难解的深度数据分析，找到价值被过低评价的棒球手的故事。电影以纪录片式的质朴语言赋予枯燥的数据诗意，深陷批评和质疑的“小队伍”最终上演了完美逆袭。

无论你对数字、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抱怎样的态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社交网络的成熟，云计算、物联网应用的日益丰富，更多的传感设备、移动终端接入网络，数据收集、存储、运用边际成本的降低和技术手段提升，“大数据”时代已骤然降临。

海量数据经由结构化地运用，正在政治、商业、公共生活等多个领域剧烈冲击着我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家兼政治科学家安德鲁·格尔曼称：“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人们的想法是，数字和统计学是有趣的，是一种很酷的东西。”

知名专栏作家、信息管理专家涂子沛以探讨科技背景下人与社会关系的专著《大数据》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讲述了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公共财政透明化的曲折之路、《数据质量法》背后的隐情、全民医改法案的波澜、统一身份证的百年纠结、街头警察的创新传奇、美国矿难的悲情历史、商务智能的前世今生、数据开放运动的全球兴起，以及云计算、Facebook和推特等社交媒体、Web3.0与下一代互联网的未来图景等诸多经典案例，都在书中一一得以呈现并被解析，由此描绘出数据创新给政府、社会和个人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变革。

观察家们大呼“数据驱动时代已经到来”的依据在于，无论商业、经济或其他领域，凭借经验和直觉做出的决策行为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基于数据的分析。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埃里克·布吕诺尔夫松以“现代版的显微镜”描绘大数据时代的现实和意义：显微镜是在四个世纪以前发明的，能让人们看到以前从来都无法看到的事物并对其进行测量——在细胞的层面上。显微镜是测量领域中的一场革命。数据测量就相当于是现代版的显微镜——谷歌搜索、Facebook和Twitter使得人们对自身行为和情绪细节进行量化考察成为可能。

公共生活领域运用“大数据”进行创新的可能性亦不容小觑。在美国，上线之后，交通部开放了全美航班起飞、到达、延误的数据，数据员利用这些数据开发了航班延误时间的系统分析，其系统结构具体到哪一天、什么时段、何种天气状况的延误率。如此，既激活了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让消费者能基于对个人要求与出行条件的平衡考察更为自主地决策。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涂子沛谈道：“我们在谈论政府信息公开的时候，还是为了争取知情权的问题，但在美国谈论数据开放，不仅仅停留在知情权的问题上，政府开放数据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社会、企业、个人可以利用数据做很多事，“航班延误”是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数据开放，刺激了竞争，降低了创新的门槛，所以，他们开放数据的动机和重心已经后移，变成吸引更多人参与创新。”

“测不准”状态的量化解释

[ “大数据时代让很多我们无法观察、无法描绘的领域都能够进行量化。” ]

第一财经日报：怎样定义大数据时代的现实意义？

涂子沛：大数据时代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数据收集、开放和使用的问题，在美国，数据开放不仅仅在政府领域实施，还推进到商业和私人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应用出现，比如你要购买一件商品，通过扫描条形码就能够获得多家商场同一商品的价格信息，然后进行对比。大数据时代，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多，在美国数据开放已经不只是满足知情权的问题，而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创新的一个有利因素。

大数据时代，很多曾经无法分析、不可描绘的群体行为变得可以解释，比如，欧锦赛期间我们只要打开几个平台的数据，就会发现只要球赛一开，女性网购交易量就在一个小时之内迅速上升，甚至能精确地看出上升的比率：20%到30%，这一现实在小数据时代只能猜测，无法证实，而在大数据时代就很容易被分析、描绘和证实，一旦能够被证实和描绘就变成知识，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所以，大数据时代将会推近长期处于“测不准”状态的社会科学的可解释边界。

日报：如果人时刻处在数据的收集、监控过程之中，隐私问题将会受到很大挑战，我们如何划定针对个人的数据收集和利用的界限？

涂子沛： 直到现在，“隐私”仍然是美国社会很容易引发讨论的社会问题，比如，Facebook甚至设立了首席隐私官专门应对隐私问题，为什么？就因为它的隐私政策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引起整个运营上的震动。有几个经典的例子：有人去找工作，雇主需要应聘者提供Facebook账号，对其个人行为进行考察。前几个月，北卡有个很著名的案例，有人因为雇主看了Facebook信息而没有获得这个工作，于是对雇主进行起诉，这个官司后来打赢了，北卡于是立法——雇主不得对个人隐私进行网上监控——因为他们认为，公民隐私是自由的保障， 这种保障，意味着个人可以和其他人的干扰对抗，也意味着个人隐私有不受新闻媒体、政府权力侵犯的保障。公民通过隐私来确定公共生活与自我的界限。

日报：现在对“传感器”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量化自我”这事也争论不休，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对自己进行量化考察。

涂子沛：越来越多的人对传感器的使用感兴趣，已经是一个创业浪潮了。“量化自我”在西方已经是一个运动，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的应用监测自己的生理表征和行为。这个运动的根本在于人们发现其实自己不了解自己，一旦“量化自我”你会对你的拖拉、无效、无聊感到吃惊——你不是你想象的样子。

大数据时代让很多我们无法观察、无法描绘的领域都能够进行量化。显微镜发明之后，我们能够对物质世界的很多事物进行观察、分析，而与人的行为、生活相关的社会科学却始终无法观察，社会科学始终是测不准的状态，人的行为往往无序、随机，而一旦放到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中观察，你会发现人的行为从群体性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大数据把人的行为放大了，可以说大数据时代将会是一个对于人的行为研究大爆炸的时代，人类的知识边界会极速扩大，人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日报：可以使理性更理性的大数据，有没有可能使非理性更不理性？

涂子沛：可能。这是我下一本书要写的，我想探讨信息时代可能带来的坏处。比如，一个信息开放社会给不理性的人带来的问题是，可能导致他“信息过度窄化”， 信息开放的时候，一个偏激的人很容易找到同类，会变得更加偏激，他更容易找到同类，然后放大异常，而一个封闭的时代，偏激的人像是一个“孤岛”，他更有可能会怀疑自己。仔细观察信息社会中的人的境况，你会发现知识水平越高的人越顽固，因为他更知道怎么获得支持自己的信息。

注册公司材料

中山工商税务营业执照代办

广州筹划税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