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中国也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的关键期。在这历史转折阶段，一方面要对传统增长动力进一步挖掘，通过模式重构，结构调整、路径优化、产业升级改革“存量经济”；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培育新兴增长力量，发展“增量经济”，释放“新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势在必行。

——亚夫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老供给”动力不足，旧常态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切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2%-3%的增速高出约4-5个百分点。在原有增长机制和主导产业衰退的同时，需要培育出影响面广、潜力大的新主导产业，将潜在的供给需求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增长动力。

1．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2000-2013年，全球经济GDP平均增速为3.6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10.6%，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三倍。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然而，近年来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一是“高投入”难持续。以资本投入为例，中国35年来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呈现快速上升势头，由1978年的38.2%上升至2013年49.3%，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与国际比较，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

二是“高消耗”难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现有的经济合作模式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目前来看，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有所下降，但依然为高收入国家的1.8倍，中等收入国家的1.2倍，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

三是“低效益”难持续。增量资本产出比显著提高，投资效率严重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内在要求。虽然通过加快投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也可能带来投资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根据测算，2005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增加投资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进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资本产出比已经上升到4.3元的较高水平。

四是“低成本”难持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进入到下降阶段，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甚至负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27万人。根据人力模型预测，“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平均每年减少200万人左右。

近年来，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78-1994年间的46.9，大幅度降低到2005-2009年间的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010-2015年间的28.0%。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2．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传统三大需求均呈下行走势。数据显示，2012-2014年，投资增速回落4.9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回落2.4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负拉动更是延续了几年。2009年负拉动4.1个百分点，2010年负拉动1.4个百分点，2011年负拉动0.8个百分点,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拉动0.1个百分点。现实需求 “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

首先，从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看，除了收入分配、消费模式等因素影响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之外，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同时，消费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社会保障等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此外，目前，中国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诸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导致企业未分配利润越积越多等等，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可持续消费的增长。

其次，从影响净出口需求增长的因素看，近几年，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贸易竞争主导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此外，TPP+TTIP+PSA正在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和秩序。

当前，国际产业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重构全球贸易规则，除传统贸易救济之外，贸易保护主义以国家援助、政府采购等形式隐蔽出现，对中国出口形成新挑战。目前，TPP已经达成协议，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从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增长因素看，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疲弱，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特别是引致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投资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是投资需求疲弱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许多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固定资产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难以满足，资本形成需求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而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的投资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转型，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推动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新供给”发力，重塑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寻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动力转换问题。事实上，中国新旧供给结构仍处于失衡状态，新供给不足，老供给过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一切知识、劳动、资本、资源，创新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的惠及全体人民，其发展的新思路就是要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

一方面，提升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存在较大空间。从资本总存量、人均资本存量维度来看，中国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仍需要通过投资提升资本存量。

当前，中国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正趋收敛。全球各国展开战略创新竞赛。金融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围绕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展开了新一轮增长竞赛，纷纷推出各自的创新增长战略。全球制造业升级而不是回归。不论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全球制造业正在向高端、高科技的更高层级迈进。特别是随着全球智能网络将继续快速发展，超级计算、虚拟现实、网络制造、网络增值服务等产业快速兴起，中国战略新兴产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传统产业那样的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为此，需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开展广泛的、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投资。同时，大幅提升制造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另一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以人为本的设计总体政策框架。在资源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低教育投入—低可行能力—低收入的“恶性循环”。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目标导向上，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促进就业持续扩大的过程，把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变成对就业拉动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一是通过教育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和延伸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二是通过健全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投资主体与收益主体的一致性和排他性规则”，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三是通过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安排创造新的储蓄源泉，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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